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斌，曾因当庭为溺婴妈妈周模英求情轻判，引发公众关注，成为“明星检察官”。近日，从检23年已经45岁的杨斌因辞职再次成为舆论焦点。杨斌在“再就业”当律师的过程中，一张“无刑事处罚证明”让她几近抓狂，杨斌打趣地说：“曾经是检察官的我，想要证明自己没犯过罪，还真不是件容易事。”（据4月13日《京华时报》）作为一个公民，什么时候要开无犯罪记录证明？一般来说，常见的有两种。一种是出入国（境）或者移民的时候，这也是国际通行的普遍规则。另一种情况，据了解，目前国内无犯罪记录证明主要存在于因服兵役、入党、招录公务员等政审，从事金融、安保、航空、法律等有特殊要求的职业。当然，对于后一种情况，公安部也并没有明文规定必须提供，基本属于地方政府或行业内部规范。那么，一个公民要证明自己没犯过罪有多难呢？这个问题因人而异，如果你从小到大就在某个地方生活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居住地、也没有转移过户口，或者能找到“熟人”，到当地派出所开这样一个证明应该不难。不过，在人口迁徙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，更多的人，可能都会遇到和新闻中“明星检察官”杨斌类似的经历。就杨斌而言，“14岁到18岁，户口在老家湘潭；18岁到22岁，户口迁到重庆大学；22岁到34岁户口转到广州市花都区。后来一年，户口还落在广州市检察院的集体户口上。35岁至今，她的户口才迁到目前的黄花岗派出所。”而她入职需要的“无刑事处罚证明”，要求开具自14周岁以来的无犯罪记录，且只能找当时当地的户籍地派出所。因为在公检法工作多年，杨斌曾提出两个疑问：一是，检察院工作人员的政审要比律师入职严格得多，如果有犯罪记录根本不可能成为检察官，为什么还需要自证清白？二是，“我了解公安有内网，上网一查有没有犯罪记录，行不行？”不过，得到的答复很简单，就三个字：不可能。从道理上来讲，公民的清白，也是很难证明清楚的：一个人以前没犯罪，不代表以后不会犯；一个人以前犯过罪，不代表以后必定会犯。一个狡猾的犯罪分子，完全有能力伪造一份对自己有利的无罪证明；而一个诚实的公民，未必会处处留下心眼，及时拿出证据来自证自己的清白。因此，即使从实际效果说，靠“自证清白”也并不能真正起到为社会安定护航的作用。我们都知道，公民个人权益受法律保护，国家没有任何一项法律规定公民有“自证清白”的义务，除非公民个人在某些特殊需要的情况下，主动要求为自己证明清白。而根据刑事诉讼法原则，公民无需自证无罪，司法机关才有义务有职责去证明哪一个公民有罪。如果说，对于特殊工种，要求严一些情有可原，那么是要公民“自证无罪”，还是由司法机关主动为公民提供清白证明，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服务观念。可以借鉴的是，在国外，公民出境、移民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如果需要“无犯罪记录证明”，基本都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统一办理、核查，申请人只需要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即可。据公开信息，其实早在2004年，就已经建立起了“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”，管理权限在公安部。其二级系统为“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”，信息录入终端为县级看守所。除此之外，（省、市、县）各级地方也都建有相应的“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”。这些年来，根据公安部门内网“犯罪人员信息记录”，抓到各种嫌犯、逃犯的新闻，我们也并不少见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情况是，从全国到地方，已经有犯罪记录信息系统存在。出于安全、保密考虑，将犯罪记录信息系统查询、管理只限定为只许内部人员操作，自然无可厚非。但如果这个信息系统的服务对象，能从“自己人”和内部行动，扩展到公共服务层面，肯定将大大提升建立此类信息系统的价值。联系之前有媒体曾报道，2008年，“广交会”开幕前，组委会曾突然以安全为由，要求凡是进入馆内者必须出示无犯罪记录证明，否则不给办证，一时引发争议和质疑。或许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讲，要求公民“自证无罪”，固然有个人权利让渡公共安全、严控安全管理风险的因素，但类似“自证清白”背后，实际也是人为地增加了社会成本。